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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根生——胡雪岩“江南药王”胡庆余堂的最后传人
 
来源:韬略华商 | 浏览次数:次 | 发布日期:2017-07-05
 

2002年,冯根生、鲁冠球、宗庆后三人被评为杭州杰出企业家。
发布会上,鲁冠球说“要造一座汽车城,为每位杭州市民造一辆汽车”,宗庆后说“要成为杭州的李嘉诚”,冯根生说“那些离我太遥远,我只想好好休息”。
时过境迁,鲁冠球造出了汽车,宗庆后问鼎过全国首富,冯根生却于今天凌晨驾鹤西去。
生前,他曾说自己没有夕阳红,“像奴隶一样工作了30年”。外人则称“他把一辈子都献给了这家企业”。


1


1934年7月,冯根生生于杭州,祖父、父亲都是“红顶商人”胡雪岩创办的“胡庆余堂”的老药工。
1949年,小学毕业的第四天,冯根生也去胡庆余堂做了学徒。
穿上祖母一针一线缝制的长衫,冯根生站到了药堂的门口,一块写着“江南药王”四个大字的牌匾下。
祖母反复叮嘱他:穷要穷得有志气,老板给你的钱拿着,别的一分也不能拿。要规规矩矩做人,认认真真做事,多做积德的事,能帮人尽量帮人,千万不可做缺德害人的事。
此后的一生,他都在实践这段话。
解放前,胡庆余堂一年只收一个学徒。解放后,学徒制取消,冯根生由此成了胡庆余堂的关门弟子,也是胡雪岩的最后传人。

3年学徒期间,冯根生将两千多种药材的药性、配对、功效烂熟于胸,其药到病除在杭州有口皆碑。后来,他学徒时的故事,被收录进了浙江的小学课本。


2


胡庆余堂收归国有后,冯根生成了体制内的员工。1972年,胡庆余堂一分为二,市区原厂更名杭州中药厂,西郊桃源岭下的作坊升级为杭州中药二厂。
说是二厂,实际是一座破庙,走几步便是坟地。够做厂长级别的干部中没人愿去这鸟不拉屎的地方,“好事”破格落在了只是车间主任的冯根生头上。
一片荒凉中,冯根生走马上任。时值十年动荡,刚上任2小时,他便被“挂牌”为“走资派”,接受批斗。
冯根生说,我又没走,算个什么走资派,但当时,谁家的工厂还在冒烟,谁家就是“走资派”。
即便这样,冯根生也不放弃,一边抓生产,一边被教育。生产好了,他给职工多发3块钱奖金,然后又因“只抓生产、不抓革命”被再教育。
即便这样,冯根生也不觉得苦,反而斗志昂扬,他的内心有一团火。
第一次召集工人开会时,他就叉着腰告诉大家说,要在“十年内建成国内一流的中药厂”,话音未落,工人们哄堂大笑。
说笑完毕,荒郊野岭,他开始热火朝天。不久,破庙变成了厂房,土路变成了公路,再过不久,这里成了一片蔚为壮观的中药城。


3


二厂是国企,但一出生便被扔进了市场的大潮里。冯根生上任时,厂里没有一分钱现金,他向政府借了5000块才发出工资。
如何自力更生,甚至做得更好?
冯根生的答案是,找能人,一起干。
于是,他大胆延揽当时大家避之不及的“臭老九”,费尽心思从全国各处请知识分子。
现北京振国肿瘤研究中心主任王振国,当年因为身份屡遭排挤。受命到杭州搞医药工业调查时,他来到了冯根生的二厂。冯根生看上了他的才华和研究项目,当即“献媚”不止,亲自陪同游览西湖,还当场提出安排住房、安排配偶工作、安排单独实验室,安排几名助手等一系列优越条件。
思考再三,王振国婉拒了冯根生的好意。熟料冯根生却说:即使你不来,需要钱就吱一声,我们支持你搞研究,目的是让全世界认识中药。
这句话令王振国至今感叹冯根生的气魄和远见。
对于费尽心思挖人才、用人才,冯根生的解释是:旧社会有人发国难财,我现在也是在发财,为咱们社会主义发人才之财!

带着这样的信念,冯根生在那个知识分子都是“臭老九”的年代,冒天下之大不韪,不仅网罗了一大批医药专才,还招来机械、化工、建筑等看似和医药不沾边的人才,构成了二厂后来成为最具创新能力国企之一的基石。
1982年,二厂工业总产值跃升至全国业内第7位,固定资产增加了10倍,员工人数增加的5倍,被国家医药管理局列为行业样板厂。
“十年内建成国内一流的中药厂”的“笑话”,转眼成了现实。


4


冯根生认为,二厂真正实现原始积累,是在开始搞改革开放试点工作的1984年。
是年,时任杭州市委书记厉德鑫组织人去福州福日电视机厂学习,这是当时最出名的合资企业,效益很好。
回浙后,厉德鑫要求大家向福日学习,冯根生听完后说:要学习,得放权,我们全部实行合同制,可不可以?
当时,全中国都没有一家全部合同制的企业,但冯根生的斗胆要求得到了厉德鑫的首肯,二厂由此打响了改革的第一炮。
这一改变一度在杭州引发了强烈争议,原因在于相较之前,合同制过于“严苛”。按照新规定,厂方有辞退权,迟到一次罚款10块,3次迟到算旷工,3天旷工除名、解除合同,而当时工人的普遍工资才50多块。
有人质问冯根生,“你有政策根据吗”,他回答说,“没有,就是觉得不这样改革,企业没法发展!”
严格的同时,冯根生也有爱。这就是他闻名的一严二爱论。当时二厂没有厂车接送,雨雪天或是带小孩的女员工,难免迟到,迟到就要罚款,怎么办?冯根生开出的方案是:咱们现在不讲条件抓紧干,3年内一定全部大巴接送,让大家享福。
上世纪80年代中期,全大巴接送像是天方夜谭,但冯根生兑现了承诺。“一严二爱”间,二厂效益突飞猛进。
1983年,二厂营收2400万,利税300万。合同制后,到了1988年,其营业额猛增至1.7亿,成了中国2000多家中药厂里,突破亿元大关的第一家。
出于这样的成绩,1988年,冯根生当选首批“全国优秀企业家”——对于他们那个年代的人而言,荣誉几乎是为商的最高成就。


5


冯根生有句名言:“以权谋公,胆子大点没关系;以权谋私,胆子要越小越好。”
为了二厂的发展,他时常大刀阔斧,甚至跨红线、越雷池。
1989年,国家提出整顿国有大中型企业,期间非公有制经济大发展,国有企业的规模开始萎缩。巨大冲击下,二厂的营收跌至不足1亿,利税更从头年的2700万跌倒500万。
节骨眼上,冯根生又接到了工厂自营出口被取消的通知,“国内市场走下坡路,国外又出不去,这不是要命吗?”眼看着订单化为乌有,营收持续下滑,他决定破釜沉舟,改制自救,将二厂变为合资企业。
一番运作后,他和泰国正大集团走到一起,而且打破一般合资的惯例,提出两个要求:一是集团不合,保留母体,二是从新评估药厂总资产。还有一点,他希望正大可以占大股,也就是控股合资公司。
正大同意了这些安排,也提了个要求,冯根生得属于合资公司。
冯根生所谓的“集团不合”的集团,是他的一个高招,也是他凭空捏造的一个产物。具体手法是,在二厂之上成立一个新国企——中国青春宝集团,把二厂的品牌,产品秘方和有形资产分开装入集团,然后转身用青春宝集团旗下的二厂实体,来跟正大合资成立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。
这样做的好处是,二厂原有的品牌、产品秘方不用装入合资公司,可以保护下来,而且确保二厂的利润仍然属于国家所有。
保住了这个,冯根生便可以放心让正大控股,而正大控股后,从某些方面而言,他也可以摇身一变,多拥有一个外资的身份,得以在市场和政策中,更游刃有余、左右逢源。
这是一个高明的安排,但高明之外,冯根生还配套着精明。
合资时,二厂账面净资产只有4600万,但冯根生据理力争,未入账的土地开发费、新品开发费,甚至绿化雕塑费也要全部纳入评估范围。
最终,账面净资产不足5000万的二厂被评估出了1.28亿的价值,正大集团收购总资产的60%,余下的40%仍作为国有资产投资,按比例分取利润。
大胆“以权谋公”谈合资期间,冯根生还收到了国外财团的邀约——有马来西亚老板请他过去做中药,仅安家费就给百万美元。
但他一口拒绝,说“那是出卖祖宗”。


6


合资后,青春宝集团实现飞速发展。1996年,冯根生还做了件大事情:收购胡庆余堂。
彼时,胡庆余堂已经病入膏肓,累计债务9500万元,年贷款的利息就有1000多万,但年营收只有5000万。是年10月,杭州市政府作出决定,让冯根生负责救火。
合并这样一家企业,要承担很大的风险,对于步入晚年、珍惜名声的冯根生而言则风险更大,但他依旧接了手。
兼并后的第一次大会上,冯根生说:“风险大我清楚,可是胡庆余堂不救回来是会丢中国民族药业脸面的,号称江南药王,结果却关门倒灶,外人会笑掉大牙。为了中药业的,我得拼一拼老命,还管自己什么名声。”
最终,他如愿拯救了这个民族品牌,兼并后的第一年,胡庆余堂就扭亏为盈,实现营收1亿元,创利税1100多万元。2014年,胡庆余堂的年营收突破10亿。
2000年,冯根生就曾提交辞职报告,但直到2009年才批复下来,此时的他已是76岁的高龄。
因此,冯根生称自己没有“夕阳红”,他每天7点半上班,6点半下班,周末没有休息,“像奴隶一样工作了30年”。
即便退休后,他依旧每天早早来到公司,背着手慢笃笃巡视一遍厂区,看见举止懒散的工人,他会蹙紧眉头,看见员工开着私家车上班,他打心底开心。
冯离世前,马云曾去医院看望,称冯根生给予了浙商很大的精神支持。
今日上午,得知冯根生去世的消息后,马云在浙商总会理事微信群写道:“冯董事长是江南药王,也是改革的先行者,是我的榜样。他不仅把中医药发扬光大,而且他自己也是一味改革的猛药,他的勇气、远见和担当,是我们浙商的经典代表。在我早期创业时,他还几次指导、鼓励过我。冯董事长,一路走好。”


7


改成开放是一条摸石头过河的路,期间有人“溺亡”,有人入狱,功成名就者只是少数。
作为后者中最耀眼的人之一,冯根生的过河路并非一路平坦。
上世纪80年代末,国家加强对国企领导人的关注,但方法却不太对,其中一个后来被认为是玩笑的举措就是,推出国企厂长考试制度。
1990年的某天,冯根生的桌上又放进了几张考试通知,“中药工业企业质量管理知识考试”、“企业税法教育考试”等等,一个比一个麻烦。
最终,这些考试把冯根生惹怒了:即便把我的厂长免掉,我也不考。成绩是做出来的,不是考出来的。厂长应该集中精力搞管理、搞创新。“为什么民营企业万向集团发展那么快、那么大?鲁冠球从来没有人去考他。”
然后,他真的罢考了,爱咋地咋地。
他的言论被媒体广泛传播,在全国掀起了一场“为企业领导人松绑”的大讨论。不久后,“厂长考试”取消,全国的厂长纷纷给冯根生寄来感谢信,称其讲了大家不敢讲的话。
“树大不仅招风,树大也抗风的。”冯根生说。
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曾评价冯根生说,“他不甘碌碌无为的冲头脾性,在体制变革中扮演了‘出头鸟’的角色。”
而冯根生对于“出头鸟”却有一个别样的解读:只要保护好心脏(没有私心),索性只管自己拼命飞,飞得快、飞得高,飞出枪的射程之外,就没事了。

“没有私心”,正是冯根生给自己牢牢竖起的一把保护伞。他70年代出名,80年代享誉全国,1999年,一家三代人还住在一间只有69平方米的屋子里。厂里的分房机会,奖金等等,他都让给了其他人。
打铁还须自身硬,自己硬了,你不小心得罪了人,想整你的人就不容易抓到把柄。
但没有私心、没有把柄,不代表就一定安全,尤其在法治与人治并行的环境里。冯根生对此深有体会:“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,要冒险、要得罪人,特别是站在风口浪尖的,哪里会不得罪人?”
既如此,怎么办?
被很多人所忽略的冯氏生存和发展智慧派上了用场。
冯根生胆子大,但他从来不会盲目蛮干。每个冒险的背后,都有他对大势和人情的研判与关切。
他认为,好的企业家一定要懂政治,经营管理中时刻都有政治。被外界解读为胆大的他,每一次冒险、趟雷,事实上都在政治大势的安全之内。
他做了很多次先行者,打破诸多禁锢和束缚,这些行为颠覆了地方的传统甚至政策,但却都是跟在中央政策大势之后。
如用越雷池一步来形容,冯根生是越雷池半步的人。比地方快半步,但永远不会走到党的政策之外。“许多国企领导人对形势的敏感不够,其实中央精神就已经告诉你可以怎样跟上形势的发展,你错过了就错了。”这是他的总结和体会。
除了政策安全,冯根生也是个讲究做人艺术的人。
不像很多只管做事、不管为人,甚至因为劳苦功高而居功自傲、目中无人的改革派和实干派企业家,冯根生与很多领导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,原杭州市委书记厉德鑫就是一个例子。不少关键时刻,他们都支持甚至保护过冯根生。
“马胜利为什么免掉,就是得罪了当地轻工局领导。佳木斯造纸厂,全国最大的造纸厂,1年的利润那时候就3亿元,孟祥海得罪了当地领导,说免就免掉了,这个教训还少吗?我为什么没有免掉,亏得当时的厉书记、现在的领导们支持我。”
“厉书记以及现在的领导们”为什么会支持一个经常在工作上出难题,甚至唱反调的冯根生,这里面的学问,值得深思。
会做事,还得会做人,这是一句老掉牙的话。
遗憾的是,从古至今,无数英雄好汉都倒在了这句话上。
有才华的人脾气大,为人桀骜,国企经营者中做出成绩后看不起官员,四处树敌的大有人在。北有孟祥海,南有李经纬,一代企业家们吃过太多教训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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